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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电力接管实录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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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9日广州市民庆祝解放广州解放,千年古城揭开了历史新篇章。

 

 


   1949119日,4万多各界群众庆祝羊城新生。第二天广州各大报纸记者纷纷报道了这一景象:大街小巷与大厦门窗到处披上了艳丽的新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招展,标语万千,歌声飞扬,震动全市,尤其是工人及学生的各种宣传车,吸引着成千上万人的目光。来自各发电所的工友们由西濠口出发,他们在参加游行的卡车上装置了各种电灯,利用一根长长的电线,装上30-40个灯泡,连成一个提灯队。来自各院校、中学的学生们欢呼雀跃,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这种粗犷的西北舞蹈正风靡大江南北。全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里。


  遵奉中共中央的指示,从广东梅县走出来的开国将领、刚刚完成接管北京工作的叶剑英,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担负起接管广州的重任,迈开了治理广州的第一步。


   然而,这一步,却是那样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众所周知,刚刚从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广州,是一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这座南国名城呈现在国人面前的是这样一片令人生畏的景象:经济凋敝,交通瘫痪,物资匮乏,供应困难,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有人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共产党人能夺取天下,还能治理天下吗?日后,荣毅仁回忆说,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打零分”。



  的确,如何搞好城市的接收和管理,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共产党人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必由之路,这一问题,共产党人必须面对,无法回避。毛泽东曾形象地将之比喻成“进京赶考”。叶剑英与他的战友们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局面,沉着应对,迎接挑战。

 

  没收官僚资本,是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政策之一。广州解放后城市工作的中心,就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因此,解放军进入广州那天起,叶剑英就立即派出军代表没收和接管了国民党政权经营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海关、工厂、仓库、商店、轮船、铁路、邮政、电讯、电力、自来水等官僚资本企业,并通过重组、整合、改造,使之成为国家和地方的国营企业。在此基础上,迅速开门营业,恢复办理有关业务,组织恢复和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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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20日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整顿电业,是城市接管的一项重要内容。广州解放一周后,即1021日,广州市军管会就分别派出军事代表率同军管干部前往各发电厂处先行召集高级职员,宣布接管命令讲解约法八章,并与广大职工见面,然后开始工作,1026日,正式接管广东省资源委员会、广州电厂及其所属西村、五仙门发电所(含河南发电分所)等单位,成立军管小组,江风为组长。


  电力,事关千行百业、社会民生。这对于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至关重要,忽略不得。作为军管小组组长的江风对此心里十分清楚。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十分棘手:首先是燃料告急。1949101日,华南分局向中央报告:“广东的煤粮问题其严重性超于上海”。广州水电两厂用煤每月约15000吨,柴油约1000加仑,这些用煤用油80%以上依赖台湾及海外供给。是时在国共跨海对峙、西方全面封锁的形势下,来源渠道被完全切断,发电所需燃料最多只能维持几天,随时都有“断炊”的危险。其次是电力设施残旧。解放广州时,全市电力设施虽未遭到重大破坏,但有一半的发电设备处于损坏或闲置状态,供电线路老化,管理也不合理,亟须维修和改善。而且社会上偷电十分猖獗,线损高达54.89%。更为重要的是人心不稳。当时广州电厂有职工353人、工人910人,共计1263人。高级职员中多有保全原职打算,但由于不了解新生的人民政府的政策,深恐将来失业,有工作又怕工资少不能维持生活,更有人担心生活方式不习惯,过敏地去另缝中山装来穿,不敢穿旧西装,情绪波动较大,工作热情低落。


   全广州的工商业者和用电户都盯着这些征衣未解的解放军将领的“首度亮相”。如何让广州电力浴火重生,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根据之前获得的资料,经过几天的调查摸底,从111日起,江风领导的军管小组快刀斩乱麻,打出一连串组合拳。据《广州接管史录》所载史料来看,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发布公告,将广州电厂改名为广州市人民政府电力厂,组织力量做好西村、五仙门发电厂的现金、资产、燃料等的清点和移交工作。二是积极协调,通过京广铁路及海上从北方调运煤炭过来以解电厂“燃煤之急”。三是加紧抢修海珠桥炸毁时被破坏的3条输电线路、河南凤凰岗白蚬壳一带烧毁的变压器及低压线,尽早恢复供电。四是公布窃电办法,明示无论任何机关及个人,如有窃电,一经查获,即剪除接户线,并按照实际用电量、每日供电时间及现行电价赔偿一年之电费。若有再犯者,则由电厂会同军警拘送法院或军法机关处置。五是发布公告,及时处理国民党政府机关及官僚资本之房产积欠电费,同时为在广州短时或长期驻扎解放军制定了用电临时办法。五是撤销原汉民、东山、长寿、河南4个收费处,同时在十三行、惠爱路、东山路、汉民、下九路、河南、长堤、光复南新设8个收费处,方便市民交付电费。


  当时,尽管广东全境战事己经基本平息,但整个社会仍然危机四伏。时值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稳定工作至关重要。江风注意到,在广州电厂这支上千人的职工队伍中,中共党、团员极少,社会成份十分复杂。一部分职工在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组织和影响下,解放前后在护厂斗争及抢修复电中工作积极,表现突出。但旧工会的势力仍存,部分职员对新社会充满疑虑,骑墙观望。而且企业内是否有国民党派遣潜伏的特务也不清楚。江风带领军管小组一方面积极开展政治启蒙教育,请老干部讲革命斗争史;召开诉苦会,请老工人控诉旧社会的压迫,加强对全体职工特别是各企业机关旧职人员的思想教育引导。同时发动群众,组织工人参加广州各界群众欢庆解放和解放军入城仪式,切身体会新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对身份清晰的原高级职员尽可能留用,保留职位,发挥他们的作用,解散旧工会,筹备新的工会组织,帮助清点官僚资本、保护工厂等工作。并组织力量对消防设备进行清查,以备不时之需。

 

  11月底,广州电力各项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大局初定。江风在接管中所表现出来的掌控全局能力和雷厉风行作风,让羊城用电商户、市民刮目相看。短短两个月,广州电厂逐渐呈现出崭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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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6日广州电厂和河南电厂员工举行庆祝广州解放活动留影

 

 

  19501月,广州市人民政府电业管理处成立,王炎任经理,卢铖章、林国任副经理,隶属市政府公用事业局,直接管理西村、五仙门发电厂和全市的供电线路、变电站。同时,任命周介之为西村发电厂经理,程长治为人事室副主任,李梓高为企业科副科长,冯昌盈为计划科科长,王家骧为计划科代理副科长。


  任命下达后,出生于江西金坛、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王炎,从军管小组江风手中接过接力棒,与卢铖章、林国任等人并肩,立即着手进行改革,对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广州电厂机构,从上而下进行调整。电业管理处本部设立人事科,以加强职工管理和干部教育;设立工程师室,加强技术统一领导;取消有名无实的购料委员会,将其业务与材料库合并,改称材料科;业务科与用户科合并,沿称业务科,并简化用电报装手续,方便市民。


  接着就是对电力生产企业的机构进行调整:西村、五仙门发电所改为发电厂,以加强生产管理;关闭河南发电分所发电机组,将其并入供电科管辖的河南修试所,同时,确定以西村发电厂为试点,学习华北电力企业的经验,推行生产区域制,取消运转股和修理股,成立锅炉、汽机、电气和修配四个工场,增设生产技术室、秘书股、会计股和材料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市也是广东省电力系统的第一次机构改革,尽管改革不够完善,特别是对“小分场制”在较长时间电力系统内有争论,然而对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有许多仍是应当肯定的。

 

  此外,在电力生产管理上也取得了显著成效。1950320日,电业管理处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来自西村、五仙门发电厂的50多名工人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王炎作了第一季度的行政工作报告,总结了近3个月的工作推进情况。


  约用煤方面:设立专人负责研究电厂煤耗问题,针对五仙门发电厂机器老旧、煤耗奇高的情况,制定措施,改进方法,发电标准煤:耗率由1633/千瓦时,下降为1378/千瓦时,1月至2月节约用煤513.4吨。


  线路整治方面:完成了23公里的西关低压线路整治工作。整治后,电压普遍提高,其中内街电压提高了40%,马路电压提高了20%;完成了762个变压器的检查及负荷测量、调整工作,建立了定期检查制度,变压器损坏现象大减;加强了全市2.3千伏高压线路的巡查维护,线路故障日渐减少;新装了路灯272盏,整改了388盏,敷设了线路16.1公里,换装了灯泡1377个,并开始在交通要道上安装强力水银灯,城市的夜晚更加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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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的广州第十甫路的街线



  降低线损方面:组织电业管理处职员和西村、五仙门发电厂工人纠察队员143人,分成19个小队,将全市划分为东西南北4个区,遂区清查,共查获窃电者1207户、用灯5453盏、电炉235个,追缴电量8.29万千瓦时,电费2.65多亿元(旧币)。其中,偷窃电量比较大的有河南工娱戏院、华大制药厂和海珠市场恶霸陈福林等。经此一役,全市线损由54.89%降至41.2%


  会上,电业管理处工会筹备主任谭明指出:第一季度管理处所属各电厂工人在购债、双拥、冬防等活动中表现积极,尤其是工人纠察队,在反特、防匪、护厂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还成立了工人合作社,保障了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还将合理利用煤渣等在生产管理中节约下来的部分经费,用在了改善工人的福利上,农历春节时分发了猪肉、肥皂和油。存在的问题是:与行政工作配合得不够,许多工作没有与生产结合;团结群众的工作也做得不够深入,调动群众工作积极性还不够彻底等。


  次月,电业管理处又对下一步的电力整治、生产管理等工作做了具体的安排,并提出四点要求:消除无计划及浪费现象,消除制度紊乱无人负责的现象,消除党政工不协调的现象,消除官僚主义作风。


  然而,此时此刻的广州,还不是一块平静的地方。败退台湾的国民党飞机经常窜入羊城上空袭扰、侦察、扫射和轰炸,造成市区房坍人亡,触目惊心。据统计,至19503月,国民党飞机空袭广州达80多批次,每批次23架到10多架不等。特别是33日,国民党出动轰炸机轮番对西村发电厂、自来水厂、黄沙车站、码头等地进行疯狂的无差别大轰炸,炸死炸伤市民600多人,炸毁炸塌几百条小艇和大量房屋,酿成了令人发指的“三·三”大轰炸血案。是时,隐藏在广州市区的敌特分子四处活动,或发信号指引敌机轰炸,或张贴标语散布谣言,或向巡逻的解放军打黑枪,甚至用机枪扫射,十分猖狂,公开叫嚣:“大天下是共产党的,小天下是我们的”。


  “三·三”大轰炸血案,不仅给广州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严重干扰了城市的接管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引起了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慨。当天,叶剑英立即召集广州市党、政、军负责人开会,部署应对之策,要求部队加强防空防特,并动员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团结一致,投入到反轰炸、反封锁、反匪特斗争中去。广州市公用事业局离休干部陈宜平于2002年曾有这样一段忆述文字:“当时……广州机场陷入一片黑暗。而当时广州机场的跑道不能降喷气式战斗机,情况万分紧急。对此,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下狠命令:要求务必在24小时内将机场的供电设施修好,为跑道施工提供照明。接到命令时,我正在吃晚饭,局长找到我,说叶市长下了命令,务必在次日晚上通电。那时什么工具都没有,只好把电影院备用的发电机拿来发电照明,并用三根竹竿支成一个架子,作为电线杆用。一路看过去,路边支的都是竹竿。在我与同事们的积极抢修下,次日晚上7点,广州机场准时恢复供电,全场欢呼。叶剑英市长闻悉这一消息,非常高兴,特地奖励我们每人一个月的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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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广州电力工人抢修被台湾国民党飞机炸毁的供电设施

 

 

  为了应对国民党飞机的袭扰,王炎与卢铖章、林国任商议,立即召开广州市电业管理处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控诉和声讨国民党飞机轰炸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并布置各项生产运行、安全保卫、抢修抢救等应对措施。谭明说:“敌人的飞机盲目投弹轰炸民房,存心破坏我们人民的城市,这种残暴行为卑鄙无耻、不得人心。敌机轰炸持续不了多久,我们要用加紧生产来回应敌人的暴行。”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轰炸、反封锁、反匪特群众运动在西村、五仙门发电厂开展起来了。

 

  周介之,这位于广州解放翌日清晨以军事代表接管西村发电厂并随后担任经理的军人,立即联系进驻广州的四十四军,在其指导及协助下,积极修筑防空工事。何骥荣、罗钦文、梁梓华、陈兴、张树本等工人,工余时间不休息,加班加点修工事,手上都磨出了血泡。同时,成立了救援队、纠察队和消防队,救援队负责人员抢救工作,纠察队负责防匪、反特、护厂工作,消防队负责防火救火工作。在厂医唐世皋的教导下,救援队队员集中学习了基本的救护技术、救护箱的使用方法、各类急救药品的性能和用法、骨折外伤绷带包扎方法和防毒方法等等。310日,消防队队员对全厂的消防用具进行了检查,并对高压水喉、水管进行了试验。纠察队在市政府公安局、解放军指战员的指挥下,在电厂周围积极布控,严密监视。33日,纠察队协助护厂的解放军成功地抓获了一名潜伏在电厂周围为敌机发信号的国民党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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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的五仙门发电厂

 


  1950320日《南方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317日下午,五仙门发电厂8号锅炉因炉内后排漏水故障而紧急停机。就在抢修过程中,一阵防空警报响起,国民党飞机又来轰炸了!此时,按照规定,电厂立即降低负荷、发电不外送,除生产运行值班人员外其余工作全部停止,全城实施停电。工人们叫正在高温炉内抢修的修炉组工人谢顺和陈华赶紧停工躲避,得到的回答是:“别管我们。我们今天一定要整好,争取下午就开炉!”就这样,在电厂随时有可能被敌机投弹炸中的情况下,洗炉班、起重班、焊工班与修炉组紧密配合,他们在直径1米多、长3米多的炉胆内坚持工作半个多小时,完成了抢修任务。


机构改革、生产整治和反轰炸三战打下来,王炎带领的电业管理处领导班子打出了威风、树立了威信,也牢牢地握住了工作的主动权。与此同时,如何尽快修复受损发电机组、统一发电频率和输出电压、实施民主管理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焦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始于1888年的广州电力,经过60余年的惨淡经营,留下的全部“家当”是:发电所两间,名义上装机容量有5.35万千瓦,但实际可出力只有2.7万千瓦,约一半设备己经损坏或闲置。损坏或闲置的设备有:西村发电所汽轮机和发电机各1台,五仙门发电所发电机4台(其中河南发电分所发电机1台)、锅炉5台。广州解放后,经过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一批闲置的发、供电设备得以重新恢复运行,其中效果最显著,影响最大的是广州西村发电厂修复1.5万千瓦汽轮机和发电机各1台,使全厂发电能力增加1倍。

 

西村发电厂1号汽轮机因大轴扭曲,43级叶片中已损坏13级,已废弃10多年。194911月,周介之征询工程师和工人的修复设备意见时,入厂工作了30年的老工人王生保和工程师黄新民、孙百城等人认为:“只要和工程师联合起来,大家讨论研究,我们一定能有办法修好。”接受任务后,王生保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制定修机方案,并亲自动手配制零件和安装叶片,每天工作长达10多个小时。最多时曾连续工作36小时,两次因为过于劳累而昏倒。经一个多月的奋战,修机任务于19501月基本完成。但其后在试机时发现汽轮机振动过大,王生保又自制工具,反复调试,直至振动达到标准要求。同年6月,1号汽轮机正式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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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生保在西村发电厂的工作照


 

与此同时,五仙门发电厂也修复了8号锅炉,从624日起,组织力量开工维修7号锅炉。该厂是广州第一座大型近代化燃煤发电厂,设备老旧,修复难度并不比西村发电厂小。工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设备大修工作去,补炉组工人谢顺、蔡贤、刘为民等在维修引风机时,想出了边拆边修的好办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并利用废旧材料中的铁板、角铁来补锅炉。李生、陈华、何来、李沛、冼耀、李泽芝、邓三元、陈郁基、区觉非等和起重组的工友紧密配合,只用了4天就完成了以往10多天才能干完的炉排、煤柜、煤闸、风箱的拆卸工作。李生在开工后没几天就生病了,工友劝他请假休息,他说:“工夫多,告假放心不下!”


回到西村发电厂。1号汽轮机的修复,给了王生保及工程技术人员极大的信心,他们又把眼光投向了另1台弃置多年1.5万千瓦发电机。这台发电机是1938年日寇侵占广州前国民党政府撤退时有意损坏的,定子绕组已严重烧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准备修复,但国内外一些专家都认为无法修复,建议另购新机。1951年,在接替周介之担任电厂经理高军的组织领导下,老工人王生保、刘光和工程技术人员潜心研究,制定修机方案,于8月开始修机。工作小组自制工具,反复试验和探索,解决了绕组成型、焊接、绝缘层耐压等难题,终于制作与修复了定子绕组。195258日,这台曾一度被判“死刑”的发电机重新发出了悦耳的机器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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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王生保等人修复西村发电所1938年烧毁的2号发电机

  

   在企业建立党群组织,是巩固执政基础、体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重要工作。19506月,广州市电力管理处及所属的西村、五仙门发电厂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由经理、党支部、工会、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代表组成,负责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管理工作以及职工生活福利等问题。当年王生保在修复1号汽机组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解放后,可就不同啦!军事代表一到厂,就先找我们商量。要修机,也找我们。人民政府毕竟是人民的,要是在解放前,修机大事还轮得到我发表意见?”民主管理体制的建立,充分体现了依靠工人阶级管厂治厂的精神,这一点也体现在劳动奖惩上。是年10月,经过工厂管理委员会全体代表的集体评议,参与西村发电厂1.5万千瓦汽轮机和发电机的修复、为企业作出重大贡献的王生保、黄新民分别被评为1950年全国劳动模范、广州市劳动模范。


  老旧发电设备的修复、民主管理的实施,有效地提升了电力供应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进入1952年,王炎、卢铖章、林国任、谭明等人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又马不停蹄地转入另一项事关全局的更为重要的工作:统一频率和电压,组建广州电网——这是广东省电力系统形成的开端。

 

  由于历史原因,广州各发电机组的频率和电压不统一,西村发电所发电频率为50赫兹,输出电压为13.2千伏,五仙门发电所发电频率为60赫兹,输出电压为2.3千伏,由此造成两间电厂电源不能并列,只能分地区供电。广州解放后,随着国民经济逐渐恢复,电力需求日益增长,由单个发电厂直接发、供电的落后运行方式已不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


  1952年广州市电力管理处把发电厂联网运行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组织力量将五仙门发电厂3台容量共1.7万千瓦发电机的频率由60赫改为50赫,输出电压改为13.2千伏,使之与西村发电厂机组的频率与电压相同。同年217日开始两厂并网运行,联成广州电网。联网运行后的当年,即显示其调度灵活、安全经济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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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广州河南中路(今江南大道)的配电线路


 

  辛勤的工作,终于获得了回报。经过接管与整治的广州电力,城市供电正常了、线路修好了、电压更稳了、偷电减少了、线损下降了,于是,工厂重新冒烟,商铺恢复营业,经济开始复苏了,广大市民的生活日趋正常。翻开《广州电力工业志》,有一组数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49年广州用电量为5967万千瓦时,1950年为4873万千瓦时,1951年为7116万千瓦时,1952年为7208万千瓦时。广州电力从血与火的灾难中复活过来了。


  人们常说,砸碎一个旧世界容易,建立一个新世界很难。但是,叶剑英和他的战友们的努力工作和精心治理下,历尽沧桑的南粤古城广州,开始露出崭新的容颜,焕发出勃勃生机。对比前后的变化,广州民众看到了新生政权和共产党人与旧时代的不同:一是建立人民政权,严惩匪特恶霸,收缴非法武器,禁毒禁赌禁娼,收容难民乞丐,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二是没收官僚资本,整顿金融秩序,打击投机,稳定物价,恢复生产经营,经济日渐企稳;三是政治清明,行政效率超高,亲民惠民,没有官倒贪腐。

 


来源:广东电网公司

2019-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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