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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护厂暗战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9-08-07




“轰隆!……”




1949年10月14日下午17时50分,随着一声震动广州全城的霹雳巨响,那座闻名华南、横跨珠江两岸的海珠桥,瞬间断为两截。被炸断的桥柱横七竖八,未炸毁的一截也被震塌。长堤从天字码头至五仙门的50余个码头悉被震塌,市民死伤400多人,民船沉毁100余艘,房屋震损数百间。敷设在海珠桥上的3条电力线路全部震毁,邻近的五仙门发电所发电机也被巨大的爆炸冲击波震坏而停机。一眼望去,岸上桥下,陈尸累累、血迹斑斑,残垣断瓦、一片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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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4日被国民党军警特务炸毁的广州海珠桥





除此之外,国民党军队在败退广州之前,还炸毁焚烧了黄沙码头、白云机场、天河机场、人和大桥等众多交通设施,以及石井、石牌、黄埔等多个仓库,给这座千年古城的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民党原来还计划炸毁西村、五仙门发电所、增埗自来水厂、西村制钢厂等重要工厂,由于解放军迅速进城,以及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领导产业工人和各界群众护厂卫厂,才使之免遭劫难。



国民党最后的疯狂,将其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连最后一任国民政府广州市长李扬敬在撤离前也忏悔感叹:“我们在广州并没有为老百姓做过一点事,临走还要炸毁他们日常需要的东西,给老百姓留下恶劣印象!”这句话可谓是对国民党在广东统治的最佳注脚。


波澜壮阔的电力护厂斗争,无疑是在广东电力工业发展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上世纪80—90年代,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及广东电力工业局的有关史志编写人员,曾对当年参与护厂斗争的亲历者进行采访。根据他们的回忆,1949年解放前夕,中共广州市委为保卫西村、五仙门发电所,利用各级党组织和广州学生联合会、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者协会、新民主主义工人协会(以下简称地下学联、新经协、新工协)等外围组织,多线出击,开展一场规模宏大又极其隐蔽的地下斗争。而且各条战线之间没有横向联系,各自独立,依靠工人的力量,在电厂周围织就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确保其安全无恙,最终以满城灯火迎来了羊城的新生。


现在,就让我们沿着相关的史料线索,顺着先辈们的回忆,追寻着他们的足迹,重回那段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







第一条隐蔽战线:白丽丽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4月20日子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击毁国民党精心构筑的长江防线。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划江而治”的企图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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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就像汪洋大海里一艘破船,即将覆没。首脑机关总统府南迁广州,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及各路高官权贵纷纷逃入羊城。广州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余汉谋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任广东省主席,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陈济棠任海南特区长官,凑成新的多头反动统治,意图纠集残兵败将及各路匪徒,作困兽之斗。全城一片肃杀景象。


解放前夕,以钟明为首的中共广州市委,经过长期的地下斗争,党员人数已发展到300多人,地下学联、新经协、新工协等外围组织更多达1700多人,并逐步渗透到工厂、学校、社团,甚至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机关中去了,成为带领广州人民进行反蒋斗争的骨干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他们决定把工作重点迅速转为迎接解放,准备接管。


根据《中共广州地方史》记载:5月20日中共广州市委发出《解放前夕广州形势与当前任务》的提纲,7月1日又发出《补充意见》,共提出以下七大任务,一是依靠南下解放军,动员一切力量在产业工人中建立据点。二是开展宣传攻势,打破敌人谣言,解释我方政策。三是组织应变,护厂护校,防止盗卖迁移及变相破坏。四是扩大秘密群众组织。五是加强调研工作,搞出所有主要部门的接管底册。六是布置监视敌特,摸清敌人的阴谋及部署。七是准备干部力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广州市委为加强西村工业区的工作,在西村增埗一带设立了联络点,以便于各线负责人的联系。联络员是海事专科学校水产制造系毕业生白丽丽。“当时,中共广州市委从学校抽调一批党员干部和骨干分子,打入到电厂、水厂、水泥厂、造币厂、电话局、铁路、公路等20多个重点单位,组织工人开展护厂斗争。目的是保卫人民财产,不让敌人搬走,不让敌人毁掉。”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白洪,于上世纪80年代在佛山离休的白丽丽回忆说。“那时候我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和联络前来接头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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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五仙门发电所外景



联络点设立后,来自各大厂企的信息资料源源不断地通过白丽丽,或在这个联络点转送或转达,其中就包括西村、五仙门发电所的信息资料。“当时,中共广州市委十分注重电厂安全,并指示所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和外围组织去开展电力部门的工作,共产党员、地下学联负责人唐北雁与派去电厂周围刺探情报的罗富容不时地在这个联络点见面,布置任务,传递情报。”白丽丽道,“另外,根据平时的接触与考察,我还将广州电厂职员韦统澎介绍加入了新经协”。







第二条隐蔽战线:李梓高、冯秉乾



电厂是城市的命脉,必将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长期在电力部门工作、与电力打交道的李梓高、冯秉乾很清楚这一点。一旦电厂遭到破坏,百姓生活、千行百业将受到严重影响,城市将陷入一片黑暗、一片混乱。尤其是在这个动荡而敏感的时期,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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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高(右一)与谭本基(右二)



李梓高是现存史料记录的广东电力系统最早的中共党员,台山县人,生于1913年,1935年考入广州电力管理处,做抄表员。“到广州后,我参加了广东左翼文化总会读书会,认识了中共广州市委妇女工作部负责人之一的谭本基。”日后成为广东航运设计院党委书记的李梓高回忆道:“1937年8月,在她介绍下,我加入了共产党,并与之单线联系。谭是罗定人,比我还小3岁。令人痛惜的是,1945年2月她在永兴与日寇作战中光荣牺牲,牺牲时才29岁。”


1938年4月,李梓高介绍同事的冯秉乾入党后,上级党组织指定他们与广州邮政局的党员陈道联系,成立中共广州电力管理处党支部,代号为“LB”支部。


“当时支部书记由一个叫‘大李’的同志担任,后转由‘老余’的同志领导。‘大李’和‘老余’都是代号,真实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李梓高回忆道。


“LB”支部成立后,李梓高、冯秉乾利用职务之便,深入开展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团结电管处上层爱国人士,经常到西村、五仙门发电所了解情况,发掘培养工人队伍中先进分子。为了便于发动群众,“LB”支部主要依托当时电管处一个公开群众性组织——职工读书会进行活动,通过成立抗日救亡歌咏队、时事讨论会小组和设立图书室等方式方法,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报导抗战形势,激发抗日斗志。李梓高说:“抗战暴发后,我们组织工人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以振奋人心,激发斗志。”在积极动员职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组织职工做好本岗位业务工作。


“我们的工作,也取得了电管处上层具有爱国思想的领导人的支持,使他们对读书会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任,同意给予活动场所和有限度的文具纸张等费用。”冯秉乾对一些细节仍记得十分清楚,“读书会很快由20多人发展到40多人,团结了业务课、供电课、总务课青年职工的大多数人。”


“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广州时,我和冯秉乾等支部成员转到别处工作。1942年5月26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在韶关被捕,随即叛变,南委机关被郭带领的特务破坏。‘南委事件’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分散隐蔽’的指示,我被转移疏散到广西贺县临江中学任教并开展抗日活动。在那里,我认识了同为中共地下工作者苏健,并结婚成为夫妻。”李梓高说,“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中共中央分析认为,广西很有可能会沦为敌后。于是在12月份,东江纵队派党代表李嘉人到临江中学,指定我和何砺锋、刘周屏组成战时事态应对小组。当时,日军已到富川,我们立即制定了‘临江中学战时教育方案’,旨在把青年学生武装起来。进行军事训练,拟在桂岭、公会两地设立据点,建立抗日武装据点。后因日军未到贺县,计划没有实施。”


李梓高说,“1946年,抗战胜利后,组织上安排我们夫妻俩还有冯秉乾回到广州。我们利用旧员工的关系,重新回到原来广州电力管理处工作。那时电管处已改组为广州电厂,直接管理西村、五仙门发电所,办公地点设在泰安路的华安楼。我被委派为营业科任第一股股长,冯秉乾则在会计科任代理统计股长。”


当时,广州电厂权力分配大体情况是:电厂资产归市政府所有,由其直接管理,军警严密控制。例如毕业于国民党军官学校的西村电厂考核股股长张伟麟到处活动,监视进步职工。企业领导层新旧势力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厂里等级森严,工人处于最底层,工作辛苦,而且最没保障,随时都有被开除失业的危险。鉴此,李梓高、冯秉乾决定从经济斗争入手,利用企业领导层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积极争取工人利益,确保工人不被随便开除,进而团结广大工人。“记得早在电管处时期,有一次上层要解散调查队并解雇队员。李梓高挺身而出,作为队代表主动与厂方负责人交涉。最后逼使他们不得不答应继续留用,使队员们免遭失业之苦。”在冯秉乾的记忆里,李梓高在工人当中有威望、有号召力。同时,他们利用在那里建立的图书馆,向工人传递、借阅进步书籍和刊物,传播进步思想。


1949年,新经协成立后,李梓高、冯秉乾将龙荣森、莫柱贤、彭公伟等进步职工介绍加入了该协会,并设法把他们安排到西村发电所、五仙门发电所,以收集电厂各方面情况。“我们还重视做好争取电厂领导层的工作,以爱国主义精神,唤起他们保护和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之情,启发引导他们站到人民一边,不要参与国民党军队的破坏活动,为虎作伥。”李梓高道:“当时,广州电厂的经理卢钺章、总工程师陈尉观等人,接受了进步思想,并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为保护工厂设备出力。”





第三条隐蔽战线:谢日平



与此同时,中共广州党委还在地下学联中另辟了一条隐蔽战线,委派广雅中学1949年应届毕业生、共产党员谢日平负责收集社会情报。“我是广州人,参加革命主要是受我姐姐谢漱珠的影响。我1947年入党时还不满16岁。所以我入党还是经中央特派员钟明亲自特批的。我的直接领导是黄菘华,主要在广雅中学从事地下学联工作。”谢日平所说的黄菘华当时是地下学联负责人之一,上世纪80年离休前担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如何收集整个广州市的工业、商业、交通、基本建设的情况呢?利用平时建立的社会人脉,谢日平很快找到了一个切入口。1949年6月的一天,谢日平在家中见到他姐姐的同学曾锐成和朋友江克明,聊天中谈到毕业后的工作问题时,假装说现在想找些事做,将来入经济这一行,请他们帮忙想些办法。曾、江两人当时是《建国日报》的记者,又是光华通讯社记者,还兼香港《大公报》驻穗记者,说可以与他们一起去看些经济资料。没过几天,便带着谢日平去了晏公街工业同业公会和商业同业公会,找那里的熟人拿了几份工商业注册材料给他,主要是一些企业的经理、厂长负责人名单,设备资金状况和职工人员等。“后来,我觉得光通过他们去不方便,资料也少,就跟曾锐成商量,把他的‘光华通讯社’的记者胸章借了过来,说‘这样老麻烦你们不好意思,倒不如你们设法给我一个证明,我自己去借阅好吗?’,曾锐成说‘这样也好,我可以给你一枚‘光华通讯社’的胸章,你去那里就方便多了。”于是,谢日平就以记者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去借阅档案资料,一共有几百份,数量很大,全是广州市大中小型的官僚资本、私营企业的历史沿革、生产能力、经营方向、人事组织、设备动力、资金财务等状况,这当中就有西村、五仙门发电所的材料。谢日平回忆说:“我把的资料都拿回去,由邵源堃发动在校的地下学联成员在一个星期之内把所有资料抄录一份,再转给黄菘华,上交给中共广州市委、华南分局。解放后,据一些参加接管的同志反映,在接管时见到了我们抄写的材料。可见,这些资料对于接管工商企业是很有帮助的。”


谢日平在西村、西场一带进行革命活动。“除了搜集电厂情报外,平日里我的工作,主要是向电厂工人传递我党及地下学联印制的宣传品和进步刊物,让他们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获知人民解放军胜利南下的最新消息。”根据谢的回忆,这些刊物主要是《广州文摘》《新观察》《文汇报》《大公报》等。


“全国解放胜利在望,但广州却面临交替时期的种种混乱。敌人制造谣言,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拆散家庭,没有自由’等等,使部分群众产生疑虑,人心惶惶,有些人还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及国民党卷土重来。”谢日平道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广州市委及地下学联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品,分送到各阶层代表人物及广大群众手中,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政策;又将原来的《学生文摘》改为《广州文摘》,继续由邵源堃负责并扩大发行,及时转载新华社电讯和《华商报》的消息,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谢日平说:“这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秘密出版的刊物,还登载过毛泽东的重要政治文章《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等,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





第四条隐蔽战线:黄干伟、刘国兴


1947年7月的一天,地下党员黄干伟接到学联负责人唐北雁的指令,要他去西村发电所开展活动,直接受吴瑞泮领导。黄干伟和助手刘国兴分别化名为黄忠、刘全福,在西场村东约里租了一间4平米房子住下来,任务是设法打进西村发电所。


然而,连续转了几天后,黄、刘两人很快就知道此路走不通。因为当时国民党警察局为了“防止共党分子渗入”,规定发电所招收新人员都要呈报审批,防守得很严。于是,他们一合议,决定先从外围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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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西村发电所


当时西场一带住有电厂挑煤工二、三十人,他们身处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苦。挑煤工人每人每天要用箩筐扁担由煤场挑煤到锅炉车间过磅,不管当天上班人数多少,必须挑足24小时的锅炉燃烧用煤才能下班,挑不足数要受罚,生了病也得不到医治。“我们认为,要在厂里开展斗争,首先必须发动和团结挑煤工人。”刘国兴记忆犹新:“住在我们旁边的邻居,叫汤球,是发电所的一个挑煤散工。我们以串门方式主动接近汤球,又通过他认识了工友林练、周卓等人。”黄、刘二人分工串联,与挑煤工交朋友,代写家信,有困难的借钱周转一下,在闲聊中乘机讲一些进步道理,很快得到了挑煤工的信任。“当时,国民党为了挽救残局,大搞株连政策,在居民中实行‘五家联保’,汤球、林练、周卓还主动与我们两人实行联保,以免引起当局注意,暴露身份。”刘国兴说。


但汤、林、周三人只是挑煤工,对发电所具体情况所知有限,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那时候,西场有间“汉珍居”茶楼。每天早上和中午,西村发电所都有不少工人前去饮茶吃饭。“我们俩人就扮成茶客,通过让座问候、借火点烟、寒喧家常,逐步去接触这些工人,特别是技术人员。”黄干伟道:“与他们一起聊工作的艰辛、暴涨的物价和生活的困苦,聊腐败的政府、横行的军警和动荡的时局,大家深有同感,很容易就产生共鸣。”很快,黄、刘两人就在工人当中建立了一个先进分子层,并获取了电厂职工人数、组织机构、设备和生产以及当局的应变动向等情况。


1949年8月,黄干伟与曾坚接上关系,利用曾坚与电厂一些技职人员有老同学的关系去做工作。西村发电所当时的技职人员黄炯麟、张悦浦、陈大展等,他们在黄、曾两人的教育启发下,拥护革命,并提供了电厂很有参考价值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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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仙门发电所前面的货运码头及运煤船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4月20日子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击毁国民党精心构筑的长江防线。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划江而治”的企图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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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仙门发电所前面的货运码头及运煤船



1949年6月间,国民党当局打出“护厂”“防匪”的旗号,在各主要厂企组建自卫队,并发放枪支弹药将其武装起来,以作“应变”之举。黄干伟分析说:“这些所谓的自卫队都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上层由敌伪势力把持,中层小队长之类全是些伪工会的爪牙,而下层的队员则是些普通职工,而且大多是被迫加入的。”鉴此,他制定的策略是“争取下层,瘫痪中层,孤立上层”,主要依靠伪自卫队中的工人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在同情或拥护革命的队员中进行宣传启发,使大家懂得电厂是工人的饭碗、一切只能依靠自己,那帮工贼把头所谓护厂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我们的目的是使伪自卫队名存实亡,即使不能策反,至少不起破坏作用。”黄干伟这样说。




第五条隐蔽战线:罗富容


就在黄干伟、刘国兴化名进入西场一带开展护厂斗争的同时,在广东省海事专科学校工作的地下学联成员罗富容也接到唐北雁的指令,要他以新经协的名义到电厂去开展地下工作。“唐北雁是与我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之所以这样安排,我觉得他可能是认为我与电厂那里的一些人比较熟悉。当年西村发电所发电股股长郑怒涛就是我的学生,化验股技术员李应高是我的同学。”罗富容这样说。


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罗富容很快与郑怒涛、李应高等人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俩,我又认识了维持股长的黄大衔和郑迪芬等技职人员,从中了解到电厂很多重要情况。随后,郑怒涛、李应高、郑迪芬等人加入了新经协,并成为了骨干,还培养了王生保、沈亚英等一批进步工人。”罗富容回忆道,“新经协会员基本上是工厂中的技术人员或职员,收集电厂各方面的资料相对比较方便一些。他们向我提供了不少的关于电厂生产、设备物资存放、职工思想、自卫队的人员及其武装配备情况,还有一份重要的电厂发电线路图。”


这些材料经罗富容转交唐北雁后,呈送广州地下市委,为解放后接管电厂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新经协会员还密切监视国民党是否有破坏电厂的企图,一旦发现,马上报上级,以便中共广州党委采取相应措施保护电厂。




第六条隐蔽战线:陈继鸿


胜利在即,中共广州市委的另一个外围组织——新工协,在这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也在工人中如火如荼地广泛开展革命工作,宣传动员工人们起来保卫工厂,迎接广州解放。


《广东工人运动史》中提到:新工协首先是通过各种关系或工厂、企业的招考、雇佣等形式,选派骨干力打入工厂、企业,以便取得联系团结工人群众的立足点。“我原是国立华侨第二师范学生、地下学联成员,后经叶运久介绍参加了新工协。”陈继鸿回忆说:“组织上指示我与叶运久单线联系,主要工作任务是了解电厂工人的身世,宣传教育工人群众,收集电厂的有关情况。”


受叶运久的指派,陈继鸿以失学青年身份在西村与五仙门一带活动,深入了解电厂工人群众的困苦,结交知心朋友,谈工作生活、聊时势变化,不动声色地传播进步思想,宣传党的主张。然后根据新工协“积极、填重、秘密、个别”的方针,先后在西村、五仙门发电所发展了一批成员,扩大了新工协组织。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国民党到处在群众中大肆污蔑攻击共产党,歪曲共产党的形象,一时谣言四起。“根据上级组织的指示,我们通过各种秘密的方式进行了反宣传。当时新工协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小报《广州工人》,主要是对广州工人进行革命形势政策的宣传发动工作。”陈继鸿道:“8月,金圆卷大跌,物价飞涨,工厂、商行纷纷辞退工人,减低工资,百姓朝不保夕。《广州工人》及时刊登报导和论述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号召广州工人起来配合和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每期出版后,陈继鸿就将报纸连同一些进步刊物散发或寄送给工人阅读。此外,新工协还秘密印发传单,将新华电讯和社论由专人负责刻印,然后在成员联系接头时传交散发,或用邮寄的方式寄到工厂、企业以扩大宣传,为日后开展护厂迎解放坚持生产打下了思想基础。


除上述的六条隐蔽战线之外,据《中共广州地方史》记载,还有一名叫陈汉威的共产党员也打入了电力厂内部,由广州市委负责人之一余美庆直接领导。因未找更多史料,陈汉威在电厂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至今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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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进军广州途中



1949年10月2日,解放广东的战役打响了。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西所设的三道防线全面崩溃。此时,中共广州市委和所属的外围组织加紧开展工作,公开号召全市市民起来保卫城市、保护工厂。


工人们不断收到了从香港、广州寄来的传单和宣传品,主要内容是:保护好电厂,不让国民党破坏电厂设备;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发电,不能停1秒。同时成立如“应变委员会”之类公开合法机构,清点重要财产、组织安全保卫力量、储备粮食、副食及生活必需品,并藉此将群众组织起来,维护治安,防止敌人逃窜时拆迁、劫夺、盗卖、转移等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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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解放前夕,广州市民自发组织自卫队,堆沙包、关街闸,以防破坏



气氛越来越紧张,到处弥漫着血腥的白色恐怖,令人窒息。已经组织发动起来的电力工人秘商对策。据《深远的回忆——记广州发电厂解放前的斗争》一文中记载:


10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在五仙门发电所三楼一间会议室里,开了一个以保护电厂设备、提防破坏、坚持生产发电为主要内容的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广州电厂的卢钺章、陈尉观,西村发电所的何惠明、郑怒涛、孙百诚、辜成章、毕棠,五仙门发电所的陈更新工程师等人。西关、城北变电所也有人参加。与会者认为,电厂工人都是无产者,凭双手劳动,靠工厂生存。如果发电所遭到破坏,就意味着失业。只有保住电厂、保住机器,大家才能有工做、有饭吃,市民才能有电用,号召大家向上海工人学习,全力保厂护厂。会议还分析了广州面临的形势,认为国民党军队在面临全面覆灭的关头,可能会作垂死挣扎,大肆破坏,制造混乱。为此,要求电厂各部门在这期间加强联系,坚持生产发电,增设无线电报话机确保通讯,有条件的职工都要尽量回厂值班,设备出故障要及时抢修。会议结束,与会者回去后迅速向工人们作了传达,电厂立即进入应急状态。西村发电所早在9月就抛开伪自卫队,另行组建了35人的工人自卫队,并成立消防、救护、自卫3个组,每天练习打枪,研究防卫方法。住在市区的工人大多都搬到发电所里暂住,参加防卫工作和值班。主控室、汽机房、锅炉房等部门的工人将原来一天三班换成两班时间工作。同时,还围绕厂房修筑了1000多米长的铁丝网,准备在危急情况下接通高压电流,防止破坏分子闯入。另外,工人们还将该厂存放在郊外南石头工程处的10大箱油机附件、60大桶汽油和许多水管、钢管和零星机件搬回西村发电所仓库内,避免了匪特的破坏和偷窃。11日以后,工人日夜在厂内外巡逻,表示“谁来破坏我们的工厂,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立誓要“与工厂共存亡”。五仙门发电所全体职工220多人组成警卫、消防、救护3个应变小组,明确了职责,规定了纪律。同时设临时紧急修理组,以便及时抢修。又预先购足了一个半月发电用的煤炭,外宿职工大部分也回厂住宿以应不测。沿厂区四周堆筑起大量的沙包,还在厂门两侧安装上1.5吋和2吋两个高压蒸汽喷嘴,又在楼顶上放上700多包石粉,加强护厂措施。生产人员加强对设备的运行维护,车间杜绝闲人出入,挑煤工和上煤工对进厂、入炉煤进行认真检查,严防敌特分子和危险物品混进厂内。当时潜藏在厂里的工贼梁某、江某等,原想伺机破坏,但慑于工人们的严密防范,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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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工人护厂工具之一——喷嘴


在1949年10月10日后,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糜集在广州的国民党残部闻风丧胆,纷纷逃离。12日,代总统李宗仁飞往桂林,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逃到台湾;14日,余汉谋、薛岳、李扬敬等军事头目逃往海南岛,广州实际上已成为一座空城。广州卫戌司令李及兰准备全面实施事先制定的“总撤退、总罢工、总破坏”阴谋计划,企图在逃离前将重点工厂、桥梁、军事设施和民用重大设施彻底炸毁。


10月14日下午,国民党特工用几卡车将多达百吨“TNT”黄色炸药运至海珠桥上通电引爆,将这座建于1933年横跨珠江两岸开合式铁桥炸毁,邻近的五仙门发电所受到严重的冲击。10天后,香港《大公报》这样报道了当时受损情况:“该所受震强烈,发电机及锅炉部分受损,门窗玻璃全部破碎,职工受轻重伤者共30余人。但他们仍各按岗位,照常工作,卒使机件很快恢复送电。锅炉工人黄卓、陈彬、苏富寿等3人,正当锅房受炸桥震动铁碎纷飞中,他们仍坚守在锅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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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5日五仙门发电所工人对被破坏发电机和输电线路进行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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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5日五仙门发电所工人对被破坏发电机和输电线路进行抢修




海珠桥被炸毁及五仙门发电所受损的消息传来后,西村发电所工人们对这种卑劣行径都异常愤恨,自卫队臂扎红带,手执铁棒,加强巡逻,严阵以待,作好战斗准备。队员冯佳等人誓言:“工厂是我们的饭碗,谁要是敢来破坏,我们就揍死他。”


入夜,伴随着远处不时传来的枪炮声,西村、五仙门发电所的配电室不断地收到解放军指挥部的电话:“我军先遣部队进入沙河,你们坚守岗位,保护好工厂等……”“我军已进入广州市区,你们坚守岗位……”“电厂已在解放军保护之下,你们要安心值班。”当晩在西村发电所配电室值班的张悦浦(值长)、谢明、何惠明等人,严密地监视表计指针,负荷一直维持在6000千瓦左右。五仙门发电所一边积极修复被铁片压坏的发电机,一边派人加强警戒,众人齐心协力,很快修好机组恢复供电。两个发电所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坚守岗位,加强巡视设备,确保电厂安全发供电。


当晚22时许,解放军进入广州城,全城灯火通明。国民党特务全城爆破的阴谋破产,古老的羊城回到人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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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4日清早,中共广州地下党员在长堤东亚酒店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迎接广州解放。图左下方冒烟处为五仙门发电所



10月15日清晨,标志着广州解放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长堤东亚大酒店楼顶上高高升起。人民解放军正式进入西村、五仙门发电所等单位,立即收缴伪厂警及伪自卫队的武器弹药。从此,工人成了电厂主人,广州电业获得了新生,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来源:广东电网公司

20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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