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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遇而安汪曾祺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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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问谁是近现代100年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可是如果说谁是这100年最有生活情趣的作家,我想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汪曾祺。


    最早知道汪曾祺,是因为一篇叫《异禀》的短篇,那是一个发生在旧时江南小镇上的故事,很难想象有人能用两三千字的文字就把一个水汽氤氲、烟火升腾的江南小镇写得如此鲜活,那发生在其间的几多小事,活跃在其中的十数乡民,字里行间从骨子里处处透着生动。


    汪曾祺出身于江苏高邮的一个乡绅家庭,祖父考上过晚清拔贡,家里经营当时高邮城规模很大的药铺之一,据汪曾祺自己讲其在1948年写就的小说《异禀》里的“保全堂”就有着幼年时家里药店的影子,所以名字是取其“保我黎民,全登寿域”的寓意。可见当时相对殷实的家庭状况给了童年汪曾祺良好的文学功底基础,而以上这些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深深的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汪曾祺青年时期负笈远游,来到了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求学,遇到了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时值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撤退到云南,与位于日占区的故乡交通通讯断绝,和大多数当时的联大学子一样,家中的支援随着战乱时断时续,动辄衣食无着。即使在这么艰苦的局面下,汪曾祺在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坚持一边读书一边跑警报、泡茶馆、办小学、写文章。可以说那段求学经历为汪曾祺后来的文学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了这段经历,汪曾祺在新中国成立后写下了数十篇关于昆明美食和市井风俗的散文小说,从培养正气的汽锅鸡到物美价廉的鸡枞菌,都成为脍炙人口的美食杂评,当得起汪曾祺自诩说他自己是作家里最会写食物的,又是食家里最会写文章的。


    汪曾祺身上这种迥异于当时时代的特质正是其区别于上个世纪其他作家的特点。1840年以后的100年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往往作为时代的立传者的作家们也不免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他们或如张爱玲、张恨水般描绘当时上层社会的故事,或如鲁迅先生以笔为剑,直刺当时旧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汪曾祺选择走另外一条道路,一条不同于旁人,深深植跟于市井人间和普罗大众生活的道路。汪曾祺的文字向来不以夸张的文字和离奇的故事情节见长,而是用平平淡淡的文字甚至是市井俚语把生活里那些最烟火气的人和事讲出不一样的味道。他笔下的主人公可能是街头巷尾起早贪黑的一家熏烧摊主,也可能是吝惜米粮的米店老板,贩夫走卒,人生百态,不足而一。读者往往也可能往往只有读到最后,故事情节方才如草蛇灰线,一笔千里,余韵悠长。


    汪曾祺一生并非没有困苦,上世纪50年代后期被下放到张家口劳动,他仍然很快的适应了塞外的生活,专心培育马铃薯,拿拼音给远方的儿子写信……他就像一棵坚韧的沙柳,把根深深地扎进了生活,把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作为创作的养分。下放的生涯是艰苦的,但毫无疑问随遇而安的汪曾祺内心是充实的,不论外在的环境如何,他似乎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构建了一个桃花源一样的精神世界,来面对不断变化的时代。


    正是有了这样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汪老才在经历了诸多坎坷之后仍然对生活怀着热切的希望。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人们之所以把故去多年的汪老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我想怀念的就是那股子对生活的旷达乐观。





    作者,任泽奇,任职于广东电网潮州供电局

来源于2018年10月16日南方电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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